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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封面》|王石:有效花钱比挣钱难

凤凰网财经《封面》|王石:有效花钱比挣钱难

作者:佚名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0-01-12 18:12

像王石这样的人,如果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大概会拉起一杆大旗,招兵买马,杀人越货,即使不能打得一片天下,也能占山为王。”

经济学家张维迎给王石自传《我的改变》作序中这样写道。 如果要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王石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

和任正非、柳传志等很多第一代创业者不同的是,王石从不低调,做事张扬,追求与众不同,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和征服欲。

正如他52岁登上珠穆朗玛峰、徒步到达北极和南极、开拓新的领域比如赛艇、滑雪、飞滑翔伞等,即使面临死亡的恐惧,也一直保持向上的姿态,不退缩、不放弃、不服输,为了证明那一句“我能,你不能”。 这就是王石。

在很多人眼中,王石是一个超级自律的人。无论身在何处,早晨必五六点起床,锻炼一个小时,每天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自律的人,比如他决定戒酒就真的滴酒不沾,谁劝也没用,即使是官员,他也不给面子。”一个万科前高管说道。

王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近期,凤凰网财经《封面》在北京见到了留学间隙归来的王石。他穿着素净,蓝色毛衣,黑色牛仔裤,搭配棕色皮鞋,50后的他身材偏瘦,但并未有一丝羸弱之气,长期健身的他身板挺拔,练出了人鱼线,整个人显得非常精神干练。

他说话语速较快,反映敏捷,双眼如炬,尤其当他不说话时,盯着你的眼神像鹰隼一般,让人难免心生忌惮。和印象中不同的是,曾经不苟言笑的王石在采访中脸上经常挂着笑容。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改变”,“变得更柔软,更包容。”

两个小时的深入交谈中,王石分享了第一桶金、创立万科、宝万之争、捐款门、拐点论、离开万科等背后的故事。

在访谈中,王石的形象更加清晰,轮廓分明,一个命由我不由天的战士,一个“路漫修远,上下求索”的探路者。

谈到王石,万科肯定是其浓墨重彩的一笔。万科在1992年就坐上了行业老大的位置,并持续了十年,1991年1月29日,万科A以14.58元的价格挂牌深交所,代码0002,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历经多年的“宝万之争”,宝能系、华润、恒大、安邦、深铁等轮番登场,堪称中国公司商战经典案例。

这一切要从王石创立万科说起。1984年,靠贩卖玉米赚到的第一桶金的王石创办了 “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就是万科的前身。1988年,万科转型做房地产,并逐渐砍掉了20多个领域的业务,主攻房地产。

也正是这一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一手创办万科的王石却果断放弃了股份。时隔10年,大股东深特发筹划卖股,当时,管理层非常希望自己买下来,控股公司,但是王石再次毅然选择放弃。他解释道,第一次放弃因为“鄙视暴发户”,“中国人对商人评价从来不好,为富不仁”,第二次,因为他想要万科走得长远,做得更大,“万科充分调配了国企、民企的资源,所以才有了成功。”

他笑言,“如果当时我不放弃股份,我现在也至少是一个百亿富翁。但当了百亿富翁反而烦恼更大,还要忧心怎么把这些钱有效花出去,比如比尔·盖茨。”即使后期历经跌宕起伏的宝万之争,王石也坚持称“从不后悔放弃股权”。“甘蔗没有两头甜的,我只能选择之一。”

“万科的文化,和我个人的追求类似,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太理想主义,但恰好通过这一仗,让我们接通了天地。”

凤凰网财经:最近,您的新书《我的改变》带来了极大的关注度。和《道德与梦想》和《大道自然》不同,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不一样的王石。您似乎变得更柔软、包容度更大了?

王石:应该是有这些变化,毕竟到了一定年纪,想法又不一样了。这次出书和上次间隔了差不多5年时间。

凤凰网财经:您在书中提到人生的美好回忆从32岁去深圳创业开始,此前的每段经历都比较痛苦。为什么?

王石:之前的生活比较拘束,这有我家庭的因素,家教比较严格。后来当兵,生活就更加拘束了,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之后去当工人,上学,做技术工程师,在别人看来,我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实际上,我自己一直感觉到有压力,想做一番事业,却不能如愿。这时,深圳创立了特区,我看到了机会,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个商人,但创业,至少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凤凰网财经:万科成立之初是做进口影视器材,1988年转型做房地产。什么机缘让你决定进军房地产业?

王石:一开始去深圳做生意时并没有一技之长,一切从头学起。所以,那个时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什么能做就做,更多不是你选择别人,而不是被别人选择。所以,那个时候看人家做手表,就跟着手表,人家做服装就做服装,一个导演说拍电影可以赚钱,那我们就做电影。万科初期差不多涉及了20多个行业,包括玩具、服装、手表、K金项链、加工、饮料等。

后来,我们在做股份制改造时,和专门做公司治理咨询的机构打交道后,才明白我们要突出主业,要丢掉其它不是主业的,甚至盈利的、市场看好的行业。我们排除到后面就剩下房地产和连锁零售,最后比较发现还是房地产发展前景更好,所以把万家卖掉了,虽然,当时万家已经在广州市场份额排名第一了。

王石:也不叫顺势而为,顺势而为的还是机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很有意思,很多成功是因为机会主义,原来某一个行业非常成功,之后就因为成功了,反而走向多元化了。万科是倒过来,原来没有什么主业,最后就形成一个主要行业,反而成功了,应该说万科走的路非常独特。

王石:实际上,在万科成立之前,我还做了一年的生意。我从朋友那里得知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而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在当时因为运输和国家政策问题,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而是要从香港转运过来。这也导致2分钱一斤收购的玉米,到采购企业手里变成了7分钱一斤。如果能实现东北玉米直接运输到深圳客户手里,至少可以赚到5分钱一斤,十几吨下来就是赚上万元。我从铁路局出来,所以就联系了他们,建立了运输渠道,直接用铁路车皮运输玉米,从中赚取差价。

王石:大概创业一年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香港媒体报道说鸡饲料中有一种致癌物质,所以,大家都不敢吃鸡了,鸡卖不出去,鸡饲料也卖不出去,玉米只能亏损处理。但当时很有戏剧性,我冒险做了一个决定,我去北方把玉米全买下来了,当时我也没钱了,卖方玉米因急着抛售,所以,他们提出发货100天后才付款。我算了下,这样自己有三个月的周转期,资金肯定能周转过来。人也不可能一直不吃鸡,饲料也不可能一直没人买,货都在我手里,我就有主导权了。果真,半年后,生意又来了。

通过这次经历,我也积累了一个经验,你可能只有很少的钱甚至没有钱,但只要货物能卖出去收到钱,在银行周转,银行给你开具所谓的期票,然后我再给这些供玉米出口的公司,这就是所谓的货到100天付款。

凤凰网财经:冯仑和潘石屹说他们在1995年就赚了上亿美金,您的第一桶金赚了多少?万科启动资金多少?

王石:第一桶金赚了应该是14万人民币。我创立万科时已经有一年的经验了,那时已经驾轻就熟了。一开始万科主要卖一些进口摄像器材,买进口设备需要人民币换外汇才能购买,但当时只有深圳有调剂外汇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深圳创业的天然优势。所以,别人订货后,给我打了人民币,我就拿人民币在深圳换成外汇,再把外汇开信用证,购买进口产品。总的来说,这个钱应该不是很难赚。

王石:我当时去深圳,原本不是长久之计。我年轻时想当医生,想当福尔摩斯,想极光美学灯光当记者,但就没有想过要当企业家。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商人的形象都不太好,比如为富不仁。我也不是鄙视商人,但至少无意做个商人。

后来,企业进行股份改造的时候,原来没有钱,改到最后发现自己会有很多钱,我反而不确定了,突然很鄙视暴发户,如果我要了股份,我就是暴发户。

王石: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们过来人,对地主、资本家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我们希望过富裕的生活,但希望是成为教授、专家这样的人,通过拿很高的工资,光明正大的挣钱。

我当时去深圳创业,其实就想挣钱出国留学。突然一下多了1300万估值的股份,四六分,我分60%的股份,差不多估值五百多万。1988年,万元户就不得了了,这是实打实的五百多万。

王石:没有,没有后悔。从起初的君万之争到后来的宝万之争,实际上都是控制权之争,我都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其实,在1993年君万之争后,1998年,万科那时的大股东深特发想要卖股份时,当时管理层包括现在的郁亮都非常希望我们自己能把它买下来,自己控制这个公司,他们把选择权交给了我。

王石:那时已经不是仇富心态,第一次股改时,我放弃股份是仇富心态。当时的心态,应该说和野心有关系,我想把万科做大。

王石:对。如果我们自己拥有很多股份,公司怎么做大?首先拥有股份后,你不是为了公司更有钱,而是为了控制这个公司,要做大终究要考虑要不要扩股的问题。当时如果我们要买股份,其实发动全体员工、亲戚购买,总共不到三亿人民币就可以把12%的股份买下来。但当时,我说服管理层,如果选择控制这个公司,那我们钱从哪儿来。因为,公司扩大后,想要我们股份不被稀释,就要有源源不断的钱来维持我们的股份。但,公司要做大就必须扩股,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买股票。所以,我选灯饰厂家择放弃了。

王石:当时,虽然不止一个反对声音,但,基本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和其他股份没有关系,主要由管理层来决定要不要买,当然我把我算成管理层的一员,说话的分量当时还是一言九鼎,之后慢慢的不是一言九鼎,表决制。其实,如果当时表决的话,可能就把它买下来了。

王石:我没有后悔。我们当时做股改的时候作为第一批上市公司,有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也没有预料到后面的事情。中国对上市公司的一些规定和条例,很难预防恶性收购,而不像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由于同股不同权架构,创始人表决权和发言权非常大,但在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形式。所以,我们只有选择冒险。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只能选择之一。

我的第一个选择,我认为一个民营企业要做大,那么一定是混合所有制,尤其是牵扯到国民经济的行业,国有企业应该是第一大股东。现在走到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了,我才发现万科才刚刚开始,对于中国的公司,所有制就应该把各种资源充分调配起来,包括民营企业的灵活,大型国有企业资源调动能力,走向国际化后,还有外资资源和国际平台。

所以,你问我后不后悔,我说恰好不后悔,但是有没有风险,我说太有风险了。对万科进行强行核心收购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这种化解强势收购的过程,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复杂,这也叫棋逢对手。

王石:得到了非常非常多。比如,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一个新的局面才开始,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要国际化又要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既有很多过去的包袱,又要面对未来,该往前走还要往前走。恰好,我觉得宝万之争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案例,经过这个案例,让我和万科团队对中国市场现状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知道怎么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我们也变得更成熟了。

凤凰网财经:也有声音说,当初,您如果对宝能灯饰厂家系态度没有那么强势和决绝,结局可能不太一样?

王石: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谈不太合适。实际情况远非外人所想象,要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王石:我只能这样说,这个话题不太适合谈,只能说有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我们在中国的国情下走到现在不容易,它的复杂程度比你想象得要多得多。我只能谈个人收获和再次表明我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万科的文化,和我个人的追求类似,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太理想主义,但恰好通过这一仗,让我们接通了天地。

至于这个事件中涉及到我的性格因素,在这之前,我处理一些问题上都有自己的风格,我的风格是不会变的,这恰好就是王石,可能早点改,一切都不会发生,但这就是我,我就是王石。王石有王石的决心,好在万科培养的文化不是命运系在某一个创始人身上,系在领袖身上。我辞去总经理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万科的团队和我是互补关系,万科团队补我的一些短板。

现在万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华为时代,华为经历的凶险一比,万科算什么?万科经历宝万之争后就一马平川了吗?不是,这才刚开始。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才开始,万科下一步一定是走向国际化的。那么,万科走向国际化是否像华为一样,对西方产业带来一定冲击?肯定不会,这和行业有关。

王石:目前还在处理中,我不好去评价。对于任正非个人,我们还是互相欣赏佩服的。虽然,我们接触不是很多,但是过去相当一段时间至少一年见一次,吃顿饭,聊聊天。任正非原来学建筑,如果他不搞IT产业而是房地产,一定是非常非常棒。

王石:你说让我承认他就一定比我强,这也不是心里话。如果他搞房地产肯定非常非常优秀,因为他有品位、有文化、有追求,比如华为厂区的建筑风格简洁又有品味。

十年前,我对任正非的评价是——“北非之狐”。二战期间,丘吉尔给了德国陆军元帅艾尔温·隆美尔这个称号,隆美尔在北非之战中,迅速扭转了意大利的败局,把在北非的英军打的狼狈逃窜,给英军在北非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德国却只付出了轻微的代价。

任正非也是藏而不露,对外非常低调,实际上,却非常老道和有经验。任正非瞄准国际市场后,在不动声色间就把华为5G带向了前沿。而我是比较喜欢显摆,喜欢外露。他年纪比我大一些,从做企业的综合素质来看,还是比我高,但我不能承认他在房地产也比我强。

凤凰网财经:您和任正非都有相同的从军经历,性格都比较刚。万科的高管也评价您没有中国人常有的世俗和圆滑。因为您的性格,吃过亏吗?

王石:我的性格受我母亲影响较大,父亲农民出身,当过兵,比较腼腆。我母亲从小受到教育,满族人,出生在东北,性格非常刚烈。所以,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另外,我的一些刚烈可能也有休养问题,比如发脾气,其实是我修养不够。

有没有吃过亏?一直在吃亏,现在还在吃亏,但什么才是吃亏,并不能简单用利来衡量。比如1988年股改,我放弃了股权,现在我重新创业,钱也不是很多。

我认为我现在最好的财富是信用。我吃亏的是财富,但收获了信用,很多人很有钱,但给人的感觉是太狡猾了。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吃过什么亏。如果我当初没有放弃股份,至少我现在也是百亿富翁。但有了这个钱后,我现在还得动脑筋想如何把这个钱花出去。

王石:不是,花钱是最容易,但花钱如何见效是最不容易,比如比尔·盖茨现在主要精力是研究怎么花他的钱,已经不是怎么赚钱,二富巴菲特也没有精力花钱,他把钱捐给比尔·盖茨做公益。你看比尔·盖茨多苍老,我们说花钱不是乱花,如何有效花钱,要比挣钱难得多。我现在放弃了,我就没有这个烦恼,我现在替别人烦恼,我做了几个公益项目,替别人有效花钱,还挺有号召力的。

王石:我觉得好人不会吃亏,这是我的观点。比如万科有一个规定,不行贿。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潜规则,不行贿生意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不行贿,我生意做不好,不就是吃亏吗?

王石:不是没有,当然很多做不成。我记得万科股份化改造(1987年)时,我们内部讨论明确了哪些要遵守规则不能做。有人质疑,这不就是把手脚捆绑起来了,怎么和别人竞争?我当时说服团队,如果我们现在还按照这种潜规则,走灰色地带,可能我们会活得很好,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能存活下去吗?

王石:当时,我说,如果十年之后,中国还是这样,我宁肯移民当二等公民去,我不伺候。不能为了挣钱存活下去,失去了我的尊严。我之所以要创一番事业,就是要我的尊严,我要活得堂堂正正,我干这番事业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是尊严。但行贿受贿,两边都没有尊严。

王石:那当然是。到现在,我之所以还这样坚持,其实就是想寻求一个答案,到底怎么保持尊严。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保持自己的尊严。比如,我为什么那么佩服褚时建先生,他原本判了无期徒刑,保外就医,72岁又重新起步创业,不也再次创造辉煌,创造褚橙这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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